闲聊学问之八
—— 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
本篇聊的是流行谚语:“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
状元是古代科举考试中三年一次的最高功名考试的殿试第一名的称号,是有“学问”头衔。在古代得到此头衔很稀少`
考科举制度产生于隋朝。而据考证,以上谚语产生于明代[注1],流传至今。足见,古人在认同科举“状元”有“学问”并尊重之同时,并“不贬”其他行业的“杰出人才”!且心目中视其为状元。于是“行行”出的“状元”,不是“皇帝诏曰”的“状元”,而是社会中三百六十行是是老百姓谋生活之“各行各业”也有“杰出人才”。是老百姓常说的“一条牛一路草”的“路”上出的“状元”。
关于官员的选择制度,秦以前是“世袭制”其官员选择范围限定为贵族子弟。这种制度现在属遭鄙视之制度。秦以后实行“察举制”,即具有相应级别的官吏,可向朝廷推荐官员,由朝廷最后“恩准”。。之制度,东汉后期广为流传的民谣:“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便是东汉后期的老百姓对其的评价。
故从选择官员的制度看去,“科举制”显然比“世袭制”“察举制”好。因对历史上的皇帝而言,包括其自身享受在内的“治国”均要官员去“实施、贯彻”;故选择好官员,是他的头等大事,无能之辈不能当此大任。但老百呢,养家糊口是头等大事。古代百姓内心里对官员有“俸禄”认了,但不理解之纠结。这在孔子编的《诗经》有表现。《伐檀》的“彼君子兮,不素餐兮!”[注2]便表达这种纠结。白居易在《观刈麦》诗中说的“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⒅。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有表达其对农民的尊重品德,也有对“吏禄”至少是在当时的合法性理解不够。至少是从其诗作可称价值远超三百石吏禄。
如上所述,对于朝廷而言,任用官很重要;但官的“差事”不是种稻麦棉花,纺线织布等等;对成年老百姓而言,他的“差事”则是供养全家,且是天职!为此老百姓需从那“三百六十条路”上去找生计。设想:若都当官,全社会人便没饭吃没衣穿;何况走通科举路,当上官非常不易,且有“朝里无人莫做官”的警句!故很多底层百姓并没有走科举路去当官的奢望,这也是“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能被广大基层百姓所认同的根源。
但国家产生后,员是不缺的!当官需要有联络、组织、任用人的才能与魄力。就人而言,有着个体特征的差别,并正常进行适合当官的个性者并不多。而社会的发展,需各种各样特征的人才发挥其强项;故挑选适合“个体特征”的“行业”才是最佳选择!
皇帝是最大的官吧,但皇帝并不好当!宋朝赵佶,这个宋徽宗皇帝便是一例。元代书法家康里巎巎(náo)曾这样评价宋徽宗:“宋徽宗诸事皆能,独不能为君耳”。赵佶,是个艺术家特质,他的书法绘画,至今仍令人赞赏不已。但当皇帝就不行!在与当时与金国人战争中,被金人掳去。
从上面简分析,可见“行行出状元”当然属于“世事洞明皆学问”所说的“学问”。这是我将其列为《闲聊学问之八》的原因之一。
还有更现实需要。“行行出状元”还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在1949年前,宣扬科举的“公子逃难,小姐要饭”的戏剧里,常的台词是“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注3]高”。为什么读书高?因为读书能当官!这种台词,现在虽已从各种“状元戏”中消失了,但状元戏的呈现的场景还是很吸引人的目光的。文革中也曾批判过“读书做官论”,只是当时是从阶级斗角度,不是从社会发展的需要角度!
从马克思的基本理论思考去,经济是社会的基础,政府机关工作是为基础服务。于是要老百姓读读书,就是要培养各行各业的建设人才,不仅是官员(公务员)。现在中央便是这种思路下确立教育观念。这观念,并用法律条文于《教育法》中,现抄两条于下:
第一条 为了发展教育事业,提高全民族的素质,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建明设,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第五条 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注4]
于是从法律规定看去,现在的教育是为提高全民族素质,这当然包括公民从事“三百六十行”的素质。只是现在用“社主义建设者与接班人”来概括;公务员只是建设者与接班人中之一种。
俗语:“父望子成龙”及年青人应怀“青云之志”是的积极意义的。不过现在人们内心深处的“龙”与“青云之志”多是指“业”,而非“官”。大家都会觉得有了职业后还可以进一步发挥自己才能。成为行业中的造就之人,这便与“行行出状元”相吻合,或说是其现实意义。
这样,“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这个民谚,至今仍有着现实意义,属“世事洞明”的“学问”!
注解
[注1], 明•冯惟敏《玉抱肚•赠赵今燕》曲:有“琵琶轻扫动人怜,须信行行出状元。后来人将其修改成“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
[注2],详见《诗经 伐檀》
[注3],此处的书指《四书五经》,不是指现在的中小学教科书。因《四书五经》是当官必熟读的书;而现在中小学教科书,是旨在提高全民族素质的书。
[注4]教育法第五条即我国教育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