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聊学问二字。
学问是一个非常平常的汉语词汇,从字面看去是“学习和询问”,但它表示的意义却是“知识”——而且不是一般知识,是指很正确,是很“专业”,能反映客观规律的“知识”。
“学问”一词的源于《易•乾》的“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辩之”。从这“源”看去,表达的是获得“知识”的“过程”或说“动作”的意思。而现在的“学习”、“教学”两词也是使得“自己”或“学生”获得知识,故有共通之处。
因为“知识”是无形的“精神产品”,不能如物质产品一样可用手拿、肩挑过来放在家里备用;它只能用思维“学以聚之,问以辩之”才能得到“真货”,并 “存放”自己大脑里(即掌握该知识)备用。
由此可见我国古人对人类的精神产品的掌握要“学以聚之,问以辩之”的认识非常了不起。
这里更值得一提的是,古人的“问”不仅是为搞懂意义,还有“质疑”!孟轲的《孟子•尽心下》有 :“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指尚书•武成篇),取二三策而已矣”的说法。这便是进一步明说要“质疑”以至不信,比如他认为《尚书•武成》里只有部份可信。
在学校里,特别是中小学里,学生“学”的与教师“教”是“教科书”——当然“教科书”与“尚书”不是一个等级上的书。在当下,全世界的负责基础的中小学都有各自的“教科书”,教师依据“教科书”依班级授课,即去“教”。学校里的“学”与“教”是否也有对“教科书”上的每一知识都“学以聚之,问以辩之”呢?,答复是肯定的!而且教学活动中便有常出现“学以聚之,问以辩之”的场面。而且师生的“问”也可以是“置疑”!
再则从现代对人的思维发展的研究成果看去,人的认识扩展,必须通问与辩,才能在自己脑子“生成”自己的知识体系!叫它为“知识树”吧,仅靠记忆不行,“聚”的是一堆乱草,既用不了,也记不住,有这种知识树,忘了知道从那里去找,要用可以随手“找”出!
于是对“教科书”而言,肯定接受师、生的 “问、辩”,或说“考验”。这里有问有辩,学生可以是自问自辩,也可以是教师问教师帮着辩。教师通过深入吃透教材来应对“问与辩”。但就教科书而言,其本身则应在逻辑上能经受住“问与辩”。所以教科书的编写与审定就显得非常重要。所以教科书、教学大纲等都由该科水平高的专家编写,并且由权威部门审核才发行使用。
就我国中小学学生的学与老师的教而言,有十二种课程。这十二种课程是: 语文、数学、英语、 道德与法治、历史、物理、化学、生物、地理、音乐、美术、体育与健康。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至今。
其中,数学、物理、化学、生物与全世界各国基本相同。语文内容是中国语言文字的读音、意义、及用以表情达义的语法,这点与外国人的学中文的教科书类似,但选择用课文会有差别,因对文章的表情达义各有所求。英语内容是学英美的文字的发音、意义。语法、读音与英、美教科书相`同,仅选择用文章却不尽相同。历史、地理,以本国容为主,也开了世界历史地理但概括但与相应国度之历史无矛盾。音乐、美术、体育与健康三科中,音乐的“歌谱”,美术技术、体育的列队、及各种运的规则,健康指标等,在全世界基本相同。于是,这十一种学科的`知识有着相当的普遍性与`稳定性,因而`受前所述的“考验”不仅面广,而且时间长,便使不能经受“问以辩之”的内容早就淘汰了`。
这十二门课中的“道德与法治”这门课名称,从1949年至现在名称与内容变化很大,但都称“政治课”,仅每课本改名,改名后课本仍由政治老师去授课。其他十一科虽有改编,但变化小得多,且课本名字没改。当然,这不是普通教师思考之列,它是属编写专家与权威审定者要考虑的问题。但从课程名称与内容,不断地改则表现出该科教科书的编写与审核者总觉得不满意。课本这种状况便表现其“知识”层面经受“问与辩”的性能水平`难以`达其外的十一门课相比。这使政治老师在教学过程中“问、辩”教学方法的实施比其他科难得多`。于是政治老师只好在教这过程中反复强调学生记住“标准答案”。
. 培养学生正确政治思想及道德观念是政治课教学目标,其他学也有此目标,但处于“配合”作用,因其课中无这方面章节,以至无政治思想道德的文字表述。但是从1949后的教育史看去,每次批评教育事业时从教育在政治思想教育方面有失着眼`;不过,没有简单地`追究过政治老师的责任。
现在说要加强青少年的政治思想教育既表明对这方面的关注,也对这方面工作的“婉评”的成分。
我国上世纪著名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说过“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陶行知先生这十六个字,有把人的德行摆在教育的首位的意义。但他这十六个字中,没有用“德”字;而是用`“求真”与做“真人”。我认为这里应有其特别之用心!是否是有意避开不同历史阶段,对“德”的权威定义有差别?……
我认为我国的教育事业在改革开放以后,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与提高无可非议,但就基础教育而言,现在`如何从实际存在的应试教育的模式中解脱出来,转向素质教育还在探索中;而转向素质教育仍需坚持“学以聚之,问以辩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