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杂谈之十八

                             ——教育杂谈之十七的续篇。

                             作者   张士充   朱家楔

      对于运用系统论的观点方法对教育教学进行分析研究，本人在杂谈之十七末尾说了下面话:“从1949以来，我国教育实际看也是非常必要的，考虑博文不宜太长，这方面的思考放在下篇”。故本篇实为《教育杂谈之十七》的续篇，是系统论的观点与方法从我经历的1949以来我国的教育教学实践来论证其必要性。

      教育这种社会性的活动，何时出现于人类社会是历史家研究的问题。但这活动是由教育者，受教育者，教育内容构成则是常识，不需学者去论证。人类历史上不乏从教育外部看待教育，把教育把实现其政治目标的工具。这点，本人在《教育杂谈之十一》中谈到西方古代斯巴达教育与西方近代希特勒的“军国主义”教育及中国古代秦始皇收交民间书，并焚烧掉，废掉老百的“教育”来达到其政治目的历史事件都走向反面。从外国古代斯巴其人，我国古代的秦始皇，的行为中可以看到，那是把教育当工具，可为我所用，或我可以用，禁止老百姓用。斯巴达国早亡了，希特勒只“威武”了十二年！秦赢完成灭六国而真正成为华夏独一无二的皇帝是公元前221年，虽然，秦赢实行了”统一度量衡。统一文字“这种对社会发展而言，是起推动作用的制度，但其企图，不让普通百姓接受文化教育，用焚民间书来迫使百姓爱巴甫洛夫了文化教育，不仅留下千古骂句名，也加速了其灭亡进程，只“威武”十五年，秦王朝在公元前206年便划了句号。这点本人在《教育杂谈之十一》归之为教育的个性所致。

      从历史实际看，教育的这种个性一直顽强地保存着。

     在历史现实中，老百姓、教育理论家、取得治理国家权力的政治家这三种人，对教育有着不同角度的“认识”。民间俗语：“穷莫丢书”、“三代不语书，子孙蛮似牛”是老百姓的教育观念最朴素的表达。这是中华文化在老百姓心灵深处的“沉淀”！用现在的话来正面叙述便是：老百姓都希望能上学接受教育，即使自己没有能这样，仍希望儿孙能上学，且上好一些学校，受好一些教育。什么是“好”？老百姓则是把大家认为好便是好！我称这种“沉淀”为“百姓的心声”。

      在上世纪，列宁将教育史上的斯巴达人、秦赢视教育为“工具”模糊认识上升为理论，创立了《学校应当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的学说。虽然，这学说没有能真正维持住列宁所创的政权，但现在也还是有“市场”。

      就教育家探索出的教育规律的观念而言，本人在这教育杂谈之一到之七，有概略的叙述。虽然这些观念，还不能说准确地表达了教育的规律，但应承认其向规律靠近。从历史看，凡保持能百年以上社会均能平稳发展的国家在教育上都较为尊重教育家探索出的这些规律，让从事教育的人按这些观点去工作，以至政府主要是提供财政支持。

     1949年前，美国的教育家杜威还曾到我国讲学，并产生了深刻影响。1948年前还出了蔡元培、陶行知、晏阳初、陈鹤琴、张伯苓等教育家。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时的时代令现代人羡慕不已。在这些教育家离世后，没再产生可与上述五位教育家相比之人。

     改革开放后原苏联以及欧美各国的教育家的教育著作也都陆续被译成中文，是故其教育观念当然也在中国大陆传播，但其影响还是很有限的。

     不过，虽然教育是工具的认识仍是政治家共识，但民间百姓对教育的“朴素认识”几乎来自人的天性。所以，即使是政要，当他们考虑自己子女受教育时，便本能地回到了属天性的“朴素认识”，不选择自己按“工具”观点所建立的学校——而是将自己子女送发达国家去受教育，不怕受到其到毒害。

     这里政治家不买教育家的账，当然也与教育家研究、总结的出的“规律”本身不完备，还需要进一步探索有关。只是因教育与政治从科学系统而言，虽互相有关联，但不是从属关系，即教育不从属于政治。因而仅从政治需要“推理”出“教育规律”，不仅不能称之为教育或教学规律，甚至是教育的“镣铐”！于是被教育“个性”所否定是必然的；这点可从我国近代教育发展，“有否之否定”频繁发生这一现象得到左证。

     在我的记忆里，从1949年后，我国非常重视教育，而且牢牢把握对其的领导权；组织、领导知识分子搞教育革命与改革。目的当然是为更好地培养适应我国社会主义事业所需的人才。

     为此，我国中小学教育，从1949年至今进行了八次课程改革，而第八次课程改革还在进行中。每次课和改革都伴随着对教育观念及相应组织结构进行了变动。

     第一次1949年-1952年，第一步是接收学校财产，废除1949年前的教育制度及中小学的各科教材，重新建构学校及其管理机构。

      这四年间，教育部颁发了《中学暂行教学计划（草案）》，同年10月，颁布了建国以来第一份五年一贯制小学的《小学教学计划》，中学理科教材是东北曾用过的苏联教材。

     这一时期在教育观念方面，是在知识分子群体中开展了思想改造运动，以期建立新逐步建立新的教育观念。这实际从批《武训传》开始，当时人民日报发表的《清除武训一類的錯误教育思想》的重要文章，明确地提出了对旧教育思想的批判問題。

      第二次1953年-1957年。这期间对教师进行了思想改造和反右派运动；共颁布了五个教学计划。1956年国家正式发行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自编教材第二套中小学教科书，替代了原教材。将高中语文分为语法与文学两本教科书。

      从这两次改革看，教材内容变动性大，或说稳定性小的是政治课。曾使用过的教材名称就多种多样，变换频繁。使用过的教材有：《青年修养》、《社会发展史》、《革命故事》、《中国革命读本》、《世界现状》、《政治经济学常识》，《社会科学基本知识》，《宪法知识》等等。这些教材持续使用时间都不长，而且不论使用何种教材，都得将“时事政策”纳入，挤占相应教学时间。

      这一时期，明确地提出了“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

     第三次1958年-1965年。

     1958年的“大跃进”引发了“教育大革命”：大量缩短学制，精简课程，增加劳动，强化思想教育等等。这一时期，政治教材《社会科学基本知识》（胡绳，于光远、王惠德合著）及《宪法知识》等教材被宣布停用。政治课以学习“总路践，大跃进，三面红旗”的相应文件与党报社论为内容。于是，就教材内容而言，政治课教材内容仍是稳定性最低。其他教材基本没变动，只是语文教材存在有需要有增删的上级指示。或许是由于数、理、化教材稳定，而文科教材，特别是政治课教材，很不稳定，今天是正确的，过几天就是错的没用。而数理化不存在此情况。于是在这一时期有“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顺口溜在社会上流传；使中小学校不得不根据上级指示，对此观念进行批判。但批判却又使不知有此说法的学生知道有此说法而起了传播作用。

      这一时期，教育方针方用已故的毛泽东主席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一文中的“我们的教育方针是使受教育者在德智体诸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劳动者”一语来表达，媒体均以此为教育方针的准确表述。只是这一时期，学校墙壁上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巨型大字仍保存完好，新建的学校也还纷纷将标语写上。

      第四次1966年-1976年。

     1966年夏，中央发了关于文革运动的《5.16》通知，学校停课闹革命，搞大串联，大学停止招生。并认为从1949到1966年这十七年的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和文艺路线的统治；从而进行了“革命的大批判”。

     1972年，大多数高校开始恢复招生，但明确规定：只“选拔具有二年以上实践经验的优秀工农兵入学”，不招收应届毕业生，取消文化考试，实行“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办法。

     中小学复学上课比大学早，但原教材不能用；各省都是依据“春节讲话”与“五七”指示精神自编教材，搞教学。这时，依据中央指示，组织军宣队、工宣队进学校，领导学校工作等；后期成立了实行“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内设主任，副主任及委员等职位，负责领导学校工作。

     第五次1977年-1985年。对学校工作实行拨乱反正，逐步恢复1966年前教学管理机构与正常教育教学秩序，并于1977年冬恢复高考招生制度。

     1978年颁发《全日制十年制中小学教学计划试行草案》，统一规定全日制中小学学制十年，小学五年，中学五年。1980年出版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国统编第五套中小学教材。这期间，不少在反右与文革期间蒙冤的教师被告平反。教育思想，学校教育出活跃局面。

     这一时期，提出了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而人才靠教育去培养，于是把发展教育问题提了出来。学生家和学生本人的升大学的要求强烈地表现出来。

      第六次1986年-1991年。

     1986年后，《义务教育法》、《教师法》、《教育法》相继制定并公布。国家教委公布了义务教育教学计划初稿，突出了新型教育方针的具体要求，适当增加了基础学科的教学时数，在教学计划中给课外活动留出固定的足够的空间。九年义务教育不仅提出，而且大力贯彻实施。

     这一时期，社会对学校发展需求甚大，从建校舍，购设备到提高教师待遇等方面都遇到资金短缺问题。北京大学撒围墙，办商业得到准许，于是“请政府给不了钱，能给挣得到钱的政策”便成为各级校长向上级的诉求。于是中小学可办企业、办课外补习班闸门被打开了。这措施为弥补资金不足的确起了作用，但对正常教育的冲击不可小视。这一时期，社会对升大学的要求，进一步被强化。

     第七次1992年-2000年。

     1992年国家教委第一次将以往的“教学计划”改为“课程计划”。1993年秋，突出了以德育为首，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的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1999年教育部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有专门关于课程管理的规范。从课程的改革的教材编写看，是力图既与现在世界发达国家在科技层面能赶上并接轨，又能培养能很好地服务于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人才；在“五育”目标中，继续坚持以德育为重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包含德育；所以现在一般都称德育为思想政治教育。在实施中也是从思想与政治角度来进行。

     第八次课程改革（新课标）于1999年正式启动至今。这次改革正式公布的中小学课程标准。并依据此标准编写了多种不同的课本，实行“一纲多本”。主要的版本有：人教版、川教版、北师大版、苏教版、广教版等。这是继第七次改革力图把我的教育推向科学化现代化的努力。

     从教育事业发展的宏观角度看去，我国的教育事业在以下三方面的发展是很突出的

    （1）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扫除文盲活动。这在1949年前是没有的事，也是应载入史策的教育史上大事，其成绩与社会影响是极其深远的。我在初中上学时，还到学校附近农村教过夜校。

   （2）就学校硬件而言，从1912年到1949年这37年中，中学校舍多是是借用祠堂、义仓（古代留下的民间粮仓）之类房屋；而1949后，政府便逐步建了中小学校舍。我退休后，因旅游，在全国很多的农村都有经过，不少中学的运动场都建设了塑胶跑道，而校舍都是钢筋水泥的砖混结构。

       比如我家乡安徽省太湖县就是这样。我的母校太湖中学校舍便是1953年拨款兴建的，并于1955年10月建成。以前太湖县的中学是借用旧祠堂为校舍。于1955年建成太湖中学新校舍是当时太湖县内投入资金最多，建筑面积最大，质量最好的公用设施。太湖县各级各类学校培养出的学生也比1949前多得多。而现在的母校则校舍则又是1955年建的校舍无法与之相比的。

      (3) 据教育部发布《2017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公报，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3.8%。全国共有普通高等学校2631所，全国各类高等教育在校学生总规模达到3779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45.7%。而1977年、1978年、1979年的录取率则分别为5%、7%、6%。从以上公布数字可见教育获得巨大发展的是无可置疑。现在不是1949年时一般大学毕业生极其稀少,从用人角度够用，而是大学毕业生多，一般就业安排有困难。只是据有的资料显示高层次科学家级人员以及高级技工现在仍感不足。

      但是学校培养出的学生走入社会后，的情况看又表现出诸多令人不满意之处。概括起来有下面三个方面。

      第一，从政的学生有的走上贪腐之路。

      第二，进入学术界的学生也有科技成果及论文“造假”事出现。

      第三，人才外流现象较为严重。

      从2016年6月29日发布的《关于加强中小学校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看，是将以上三种现象有归结于“德育”即“思想政治”教育存在不力之处，于是力图从进一步加强党对教育的领导来解决。

      从实际看，1949年以来，对学生的“思想政治”从未放松过，加强党对学校的领导一直是受到各级党委重视。而且是每次课程改革也都这样；并强调各科教师都要在自授课时加强对学生思想政治的培养。从实际看，教师也都是那么贯彻的。但学校就是保证不了所有学生走入社会后不产生上述三种情况。我认为这不能全归责于学校教育。

     本人在《教育杂谈之十》曾论述，现代人一生有三个环境：家庭、学校、社会。“教育”则有三过程：游戏、学习，劳动（工作）。“三环境”与“三过程”有着交叉。比如上学期间，放学虽要回到家里，但家不是主环境，学校是主环境。入学前环境主要在家庭，教育主要是通过游戏过程。上学后环境以学校为主，受教育是通过“学习”过程来获得。就业后的环境即社会，受教育是通过劳动、工作的过程取得。

     一个人在学校里学习过程的教育，对其的“德才识”起重要打基础作用。毕业的学生是“材”，但成为“才”，还需经过劳动、工作中的“磨”与“练”的“教育”才最后完成。因为学校教育不可能“一劳永逸”。我国在用人制度上也吸取了这点，如新大学生走上工作有试用期。学校可以使一个人取得博士、博士后的头衔，但成为知名学者，科学家，政治家还得经过社会的“练磨”才行，当然这与其自己努力相联。而成为贪腐分子，是社会存在可投机钻营“反向练磨”，而其自己甘于此种“反向练磨”相关。成功之人与堕落之辈，从学校毕业时多数是难以分别。

      这样，任何“业”，不能有磨练“投机钻营”的漏洞。这漏洞是蠹虫的温床。反贪揭出的党员贪官则证明现在社会有此“温床”存在。

     从我国教育实践看，现在必需把过去的教育实践视为探索，总结成功经验，吸取失败教训。于是就教育教学内在规律仍需继续探索就更必要了。

     再则，必须依据终生教育的理念，堵住劳动与工作中如上文所说存在“反向练磨”，这也是从源头进行“德育”。从“存在决定意识”这一基本原理而言，若有“反向练磨”能得势的存在，千言万语的教导，都会成白说。

     还有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学校教育不能“一劳永逸”，重德育是中华教育理念的重心，而各教科书的“理”都与“德”相联，德育或说是“思想政治”教育，不仅寓于政治课之中；各科教师都要通过其课中的“理”使学生受“理”中的“德”的陶冶。当然就德育而言，“身教重于言教”，则是核心中的核心！